一场海上军演暗藏四野101的野心?这成了我的一大“罪状”

发布日期:2022-08-06 01:12   来源:未知   

  “101事件”发生后,经过了77天的“揭、批、查”运动,我被无中生有按上了“七大罪状”。这“七大罪状”如果属实的话,条条都可以置我于死地。然而事实上,这“七大罪状”中竟然无一条是真实的,条条都是莫须有地强加与我。前文讲了所谓的“,即“四野101”出事前与我有密谈。给我安的“罪行二”,则是舟山基地奉命参与的一次抗登陆军演同时上了“一号文件”。明确指明这是“四野101”阴谋的一次预演,是一次“阴谋活动”。

  这是“四野101”出事后,文件中指出他企图另立山头而进行的军事预演的重要证据。舟山基地就是这次抗登陆演习的直接实施单位之一。戴润生政委在宣布我的这条罪状时,直接指出我和司令员李静接受了海军李某鹏的单线”企图南逃广州另立山头而组织了这次军事演习。当时,舟山基地有多名领导亲临演习一线指挥,他们唯独将我和李静与“四野101”挂上了钩。这罪名在当时营造得风声鹤唳,紧张恐怖气氛中是足可以致人死地的。

  “东南沿海抗登陆演习”任务,是由最高层决策以浙江、福建海军舰艇部队为主要作战兵力的一次大规模的海上抗击登陆的军演。此次演习所涉及的海军兵力由于分属南京军区和福州军区辖区,因此军演统筹由海军、南京军区、福州军区根据各自作战区域管辖职权组织实施。舟山基地是此次军演的主要参演部队。军演命令于1971年8月中旬左右层层下达通过东海舰队作战部门而到达舟山基地,演习代号被冠为“红海一号军演”。命令中,演习的假设敌是台岛蒋军登陆部队,从海上发动向我东南沿海地区的突然登陆进攻。参演部队受命在海上对敌登陆部队进行反击。

  一接到演习任务,我和李静司令员便心存疑问:“这个时候台岛蒋军跑到东南沿海来登陆,有这可能吗?”但因为是上级布置下来的任务,必须坚决执行,并要执行好。这次军演,上级要求很高,投入的陆海空军兵力很多,演习规模也很大。根据要求,军演涉及辖区的海上兵力已不是我们一个舟山基地所能担负得了的。我们将此情况报告给了舰队。舰队有明确答复:“兵力不足,海军将会从南海舰队和北海舰队统筹调入。”

  基地对这次军演任务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进行布置,同时做出了四条决议并下发参演部队:“一切重大问题必须加强请示报告,不得擅自做主。凡涉及兵力调动事宜,必须先请示、报告获批后再行动。一切行动必须在上级规定的准确时间和范围内进行。凡兵力调动就位后,立即上报,听候指示。整体军演结束后,即时向上级报送一份军演各方面情况总结报告。”

  军事演习历来都是个很敏感的事情,我和司令员李静有顾虑,生怕组织不周发生意外,一旦有意外会给整个演习带来影响。但完全出乎我们的预料,这次军演后来在“101事件”发生后,会直接冠为101的“阴谋野心行动的预演”并上了“一号文件”。

  我和李静对军演抓得很紧很认真,虽不了解下达军演任务的真实目的,但我们的谨慎小心却给后来的阴谋无可乘之机。我们将此决议自始至终贯穿了军演全过程,贯穿于军演每个环节之中。

  “东南沿海抗登陆演习”从8月中旬开始,持续到“四野101”出事而戛然停止。但军演的真实用意才刚刚开启。

  我在杭州听传达文件时,第一次听到“四野101”在另立山头计划时有军演一说。开始我还没有与舟山基地受命进行的在温州海域的抗登陆演习挂钩。但会场里,舟嵊要塞区的一些领导不仅交头接耳,还不时将目光瞄向我和李静,表情又是非常敌意。我顿时觉得坏了,舟山基地参与的这次军演,恐怕就是“一号文件”所说的军演了。

  尽管如此,我心里依旧很坦然。我虽身为基地政委、,上级下达的军事任务,我敢向上边问这是谁让搞的军演吗?相反我既无权去问,也无权去怀疑。我要做的就是坚决保证严格按照上级的部署抓好落实圆满完成各项演习任务,并且事事要有请示、有报告。

  事情发展正如我所预料的那样,在南京学习班的“揭、批、查”时,舰队和参加中心组扩大会的人员,都异口同声一致揭发这次温州抗登陆演习,就是“一号文件”所说的实兵演习,是为林另立山头做准备。而且大家都一口咬定,海军的李某鹏一手操盘并导演这次军演,李某鹏与舟山李、张有单线联系云云。就在我被宣布隔离审查的前一周,舰队刘浩天司令员在中心组发言时,不顾我们是从舰队获得的演习命令,并且自始至终是严格按舰队的部署命令执行的事实,还揣着明白装糊涂地严词督促我要老实交待。

  我说:“首长啊,你让我交待什么?我跟李某鹏没有任何的所谓单线联系,去年一年又根本没有跟他通过电话,哪来的单线联系?我们参加演习,都是严格按照舰队下达的各项命令和要求执行的啊?!”舟山基地这次军演的所有事,全是与海军司令部、舰队司令部和南京军区司令部发生联系的。演习部队每天的行动计划、每周的大事全都有请示报告。而且所有部队行动都是严格按上级指示办事的。这可以从军演期间舟山基地与上级所有往来电报作证明的。你刘司令作为东海舰队军事的最高指挥者,该是心里最清楚的啊。可是,在如今事关是否参与了“两谋”这样重大和最紧要的时刻,谁都不敢说真话了,大家都颠倒黑白,齐声附和着“一号文件”的说法,不仅不为事实真相讲句公道话,相反又无中生有,硬将屎盆子扣到我和李静头上。

  我们俩只是军演命令的执行者,而各级军演的下令者却一个个超然度外。这次军演我们自始至终都是严格按照海军司令、南京军区司令签署的命令执行的。东海舰队刘司令是海军和南京军区命令的传达者。温州抗登陆军演从头到尾都是严格按照他们下达的军令执行的,怎么说忘就忘了呢?这是健忘症,还是别有用心?鬼知道!

  在抗登陆军演这件事上,我再怎么讲事实、再怎样解释,他们也是听不进的。那架势是非得逼迫让我承认参与了“阴谋”不可。后来他们又纠缠到9月12日傍晚,从北京海军招待所曾有人给我家打来一个电话这件事上,说这就是李某鹏与我的“单线”出事那天,我急忙从温州演习地赶回舟山来的目的是否就是我为接李某鹏的电话有关?

  事情的真相经过是这样的:根据军演的安排,基地司令员李静同志在温州状元桥水警区设立的基地指挥部负责岸上指挥,我带领基地导弹艇大队在海上参与军演。我是根据事先的计划部署9月12号从台州的健跳港跟随基地导弹艇大队一起去温州参加军演的。当天,导弹艇大队按演习计划到达乐清湾后就在乐清湾锚泊,我上岸后乘吉普车赶到温州水警区驻地,也就是这次军事演习舟山基地指挥部所在地与司令员李静汇合。赶到状元桥驻地时天已黑,我正在吃晚饭时刻,舰队刘浩天司令员来电话找我了,刘司令跟我说:“你和李静,一个司令一个政委,不能两个人全去温州搞军演啊,定海老家得要有个主官才行。你们两个,李静留下指挥军演,你赶紧回定海去主持工作。另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人大会很快就要开了,你就在定海等待吧。一有上级通知,你就去北京参加开会(注:我是大会代表)。你马上打电话回家,要郭开锋(注:时任基地副政委)来接替你,让他今夜就出发,赶到温州就交待一下,来不及就不必交待了。你明天一早就往回赶吧。”

  就是这样,我到温州屁股还没坐热呢,一个电话第二天一早得又往回赶。我是军人,只能按首长命令办事。当夜,我简单地与李静司令员相互通报了信息并交换一下意见,就准备回定海了。

  第二天9月13日,天刚发白我带着警卫员就登车开始返程了。中午赶到路桥海军机场吃了顿午饭,晚上赶到穿山快16支队吃了晚饭。饭后在快16支队乘交通艇返回定海。我匆匆赶回定海,根本不是接什么北京电话,而是按舰队刘司令要求回定海主持基地工作的。这个真实的事实当事人刘司令本应完全可以给我作证讲明的。当晚回到家已是九点以后,我当即告诉基地司办:我已回到家了。

  这时,在家里老魏也兴冲冲地告诉我:大儿子昨天从北京来电话了。前几天刚从舟山返回北京的大儿媳已到了北京,并且儿子已顺利地接到她了。说真心话,那个时间里心中既没有后来发生的“101”事件,也没有想过大儿子的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自己压根就没把这个电话放在心上。

  “101”事件发生后,我在9月13日那天,恰巧从温州军演现场匆匆忙忙赶回舟山,并且头一天家里还曾接到过一个从北京海军打来的电话。这两件碰巧在这一天前后发生的事,成为一些人怀疑我参与了“两谋”的重要缘由。是啊,当时那种风声鹤唳的紧张氛围中每个人都神经高度紧张,真是看什么都怀疑看谁都像啊。

  为了搞清到底是不是李某鹏在那天给我打电话这个事,后来他们真是到了挖地三尺的程度,寻根刨底,不惜一切代价。专案组到北京海军大院反复核查,查李某鹏的电话通讯记录、查他的活动轨迹,均证明李某鹏那天根本没有给我打过电话。他们根据我的陈述,又反复调查了我的大儿子,证实他确实曾在北京海军招待所往我家里打过一个接到儿媳妇报平安的电话,时间、地点、证明人均对得上。就这么一件很容易查清的事,他们前前后后查了十年才给出定论,最后才不得不在我的审查报告里否定了这一条。

  专案组颠倒黑白,为了附和文件的说法,硬把舟山基地受命进行的温州抗登陆演习说成就是“四野101”另立山头的证据,并视为是我和李静参与“两谋”的铁证,握在手里攥得紧紧的。这也成为了李静和我一直被关押的主要理由。直至1979年,军演的真相被大白于天下,才戛然而止。原来,因为受事件影响的总参、相关军区、海军的各级干部太多,各个专案组均把此作为专案清查的重点。为查清海军范围内命令的真正来源和演习动机,各级专案组层层调查核实,最后这把火烧到签发演习命令的海军司令身上后,就烧不下去了。此时的他,虽有口难辩却心甘不辩。

  后来,在当初的决策者均已不在世的情况下,他才敢向高层说明事实真相。原来这次军演是最高层下令和批准的,与“101”毫无关系,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一号文件”里所说的所谓惊天大阴谋。随后1979年3月5日专门下发文件(中发19号),彻底否定了“一号文件”中海军的问题,并为海军司令在此问题受所受的“冤屈”予以彻底平反。至此,海军司令背负多年的问题得以洗脱。

  随后,到了1980年2月12日,海军也专门下发文件,对海军机关、各舰队涉及人员一律平反。至此,海军中一大批受事件牵连的干部终于洗掉冤屈。我和李静等一大批海军受“四野101”事件牵连的干部才陆陆续续被解除隔离释放回家。这个在“101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曾被称为“铁证”的莫须有的、致人于死地的罪名,在经过近十年之后才算寿终正寝。

  其实,这次温州抗登陆军演被定性为“阴谋”之后,海军范围内受牵连、受审查的干部虽很多,但最后直接因指挥此次军演而被抓的军级主官只抓了两个人:我和李静司令员。请问,为抓两个军一级的干部,有必要设这么大的套子吗?今天再回首“101事件”,再回读那个“一号文件”,作为直接当事人,我终于明白了魔鬼就在细节里。我等在劫难逃那是必然的结果。

  所谓惊天大阴谋,是我所亲身经历并差一点致我于死地的被写入“一号文件”里“罪行”之一。这一“罪行”在当时不仅蛊惑了广大民众,也让海军大量的干部受牵连。甚至发生了作战部门的负责人因为下达命令的领导不认账,而结束自己生命的惨剧。我是事件的亲历者,那个时候你根本没有还原真相的机会,无论你怎样申辩,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必须接受“一号文件”里已经定性了的“四野101”的阴谋。这件事的前前后后让我彻底明白了:真相不存在的地方,一定有魔鬼,也一定没有正义。不建立在真相基础上的“正义”都是不可信的。当若干年之后我终于明白这一轮斗争的真实目的后,心中的那种绞痛无法言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