魂归何处:一·二八事变中的“失踪人口”

发布日期:2022-04-01 04:12   来源:未知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随着抗日示威游行的不断爆发和抵制日货运动的兴起,上海逐渐成为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中心。而作为日本侨民最为集中的上海,盘据在此的日本势力也蠢蠢欲动,伺机制造事端。在极其复杂的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这座城市的中日矛盾已呈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1931—1932年冬春之交的上海,就如同一个随时可能爆炸的火药桶,而1932年1月18日发生的“三友实业社”事件,则不幸充当了引爆这个火药桶的导火索。事件发生以后,面对日方咄咄逼人的态势,尽管以吴铁城为首脑的上海市政府已做了最大程度的妥协和让步,但日方战意已决,军事冲突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

  作为对现代中日关系和20世纪上半叶国际政治格局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事件,有关一·二八事变的研究一直广受中外学界关注。为数众多的学者分别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国际关系等角度切入,对这一短暂的军事冲突进行考证、分析以及意义建构,由此衍生出一批研究成果。然而,令人遗憾的是,过往研究过度关注战事起因、战争进程以及政治博弈等“大题目”,而作为战争亲历者和主要受害者的普通市民以及他们在冲突中的遭遇与命运,却很少进入研究者的视野。事实上,在持续33天的交战中,居住在上海的大量中外平民均在不同程度上遭受了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以及精神和心理的创伤。此外,这场冲突还造成了为数众多的中国平民的“被”失踪——他们并非真正的失踪,而是在战争期间遭到日方拘捕、扣押并惨遭杀害。这个消失的群体,曾在交战期间短暂引起上海社会的关注。然而,随着战事的结束,他们的下落与命运很快就被遗忘了。

  发生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的“人口失踪”事件,构成了本研究的核心问题。循着这一主线,我们试图探寻“人口失踪”的起因是什么?哪些势力和力量卷入了这一事件?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在这一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当中有多少人被“失踪”?又有多少人获救?“失踪人口”究竟去了哪里?他们遭遇了什么?他们的最终命运是什么?以上海市档案馆藏一·二八事变相关档案为基础,同时通过对其他中西日文史料进行仔细挖掘、考证和梳理,本文将复原“人口失踪”事件的过程,以揭示事变期间日方如何以抓捕“便衣队”为由,拘捕、扣押、虐待以及杀害为数众多的无辜中国平民的事实。通过剖析这一危机,本文试图向读者展示一·二八事变的另一个不太为人所知的方面,同时借由这一视角向人们展现战争的残酷与暴虐。

  十九路军与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交战在1月28日夜间打响前后,包括虹口和杨树浦在内的公共租界东北部的绝大部分地区,事实上已处于日军的控制之下。这种控制并非由于交战之后形成的军事占领,而是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之后,执行上海“协防委员会”非法制定的所谓《防御计划》所造成的。日军的进驻,彻底改变了这一区域原有的秩序:他们通过对工部局警察实施缴械,使区内巡捕房的正常工作趋于瘫痪,迅速抢夺了这一地区的警察权。此外,消防、医疗以及食物运输等公共服务也在不同程度上遭到干扰与阻挠。最为严重的是,为弥补兵力不足,日军还将区内狂热的日本侨民动员并武装起来。

  被动员和武装起来的日侨由于身着便衣,手缠臂章,常被称作“日本便衣队”。这个群体的构成非常复杂,既有“在乡军人会”和“自警团”成员,同时也吸收了很多来自黑帮和右翼的日本“浪人”。作为上海日军战时的重要辅助力量,名义上他们的任务是指挥交通、搜查房屋及充当向导等,实际上,这批失控的暴民在区内烧杀抢掠,无恶不作,直接把虹口地区变成了人间地狱。他们以日本海军陆战队为后盾,非法攻击和拘捕区内的公共租界警察,并将部分中国籍警员押往海军陆战队本部关押。此外,他们还擅自组织巡逻,随意搜查行人。一部分狂热分子手持棍棒和日本刀,把被怀疑为“便衣队”的中国平民一一逮捕,并把这些受害者押往陆战队本部监禁或直接杀害。“浪人”们还大规模洗劫了区内华人住宅与商店。按照埃德加·斯诺的说法,日本海军陆战队没能占领闸北,但“浪人”却先控制了虹口。

  按照日本方面的说法,所谓中国“便衣队”是指身着便服的中国狙击手。他们声称,在虹口一带的巷战中,中国“便衣队”常常从背后开枪袭击日军,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亡。为了稳固后方,他们必须肃清战区内的中国“便衣队”。这成了此后包括海军陆战队和武装日侨在内的日方武装人员随意拘捕中国平民的“合法性”所在。抓捕“便衣队”的开始以及迅速泛化,直接导致大量无辜中国平民遭到拘捕、扣押和虐待。一部分人被公开或秘密处决,而成为所谓“失踪人口”。一·二八事变中的“人口失踪”事件由此爆发。

  关于日方人员随意抓捕、处决中国人的事实,此前并非不见经传。作为亲历者的埃德加·斯诺和内山完造均有所提及。内山完造在《花甲录》中曾对救援、保护被当作“便衣队”拘捕的周建人一家有过细致的描述:“正在这时候,店前走过一群中国人,他们被陆战队和自警团押着,正要送到陆战队去。我不经心地朝这群人看了看,发现里面有鲁迅先生的亲弟弟周建人先生和他的家眷。我赶忙跑出去,跟陆战队说明理由,让他们把周建人先生一家释放了。此后,我让他一家先在我家里落脚,第二天让他们拿着我的名片,到安全地带避难去了。这虽是一件偶然的事,但确实太好了。因为当时有一种传说,抓来的人,陆战队不可能一一审问,统统都在私下传来传去的过程中被暗暗地杀掉了。”

  现有材料显示,抓捕中国“便衣队”的行动,可能从28日夜间就已开始,在30日至31日“刮起了‘搜捕便衣队’的狂风”。抓捕事件发生较多的地区,主要集中在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沿线。在同属虹口地区的吴淞路、闵行路、密勒路(今峨嵋路)和百老汇路(今大名路)一带也有类似事件发生。此后,随着战事向北推移,在闸北及江湾地区也有中国平民遭到日军拘捕、扣押和杀害的记录。尽管严密控制下的日军控制区与外界的通讯几乎已经中断,但媒体还是在事件发生不久便曝光了日本人的暴行。

  有关“人口失踪”事件的报道,最早可追溯到战事爆发后的1月31日和2月2日。2月4日,《申报》刊载了“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常务委员许世英、朱庆澜致工部局总董的公开信,许、朱二人要求对公共租界东、北地区负有义务的工部局立即介入发生在虹口地区的事件,阻止日方针对中国平民的暴行。翌日,《申报》又刊登了市商会童子军罗百祥、毛征祥、应文达及鲍正武被日军扣留未归的消息。与此同时,寻人启事也开始大量见诸报端。至此,日本人在虹口地区的暴行,逐渐为上海社会所知。但真正将该事件推升为一个社会焦点,则是“五洲大药房”总经理项松茂的被捕失踪。

  项松茂,浙江宁波人,上海著名实业家、五洲大药房总经理。除了工商业家的身份之外,他同时也是一名抗日救亡运动的参与者和领导者。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便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不仅出任上海抗日救国委员会委员,还将下属职工编入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在日本人眼中,项松茂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抗日分子”,他的五洲大药房则是名副其实的“抗日企业”。五洲大药房在虹口地区公共租界与华界交界处的北四川路老靶子路(今武进路)设有第二支店(大概坐落于今四川北路1330号)。该店位于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以南约1.5公里处,如果沿北四川路步行,只需20分钟即可到达。一·二八之役打响后,日本宪兵在29日便袭击了五洲大药房第二支店。他们不仅捣毁店堂,还将11名店员全数抓走。项松茂得知后,在第二天只身进入战区营救被拘店员,不幸也遭到日方扣押,此后便宣告失踪。项松茂的被捕失踪,极大震动了上海华人社会。事件发生以后,主要的华人联合会组织先后致信工部局,要求协助查找项松茂的下落,并肃清公共租界内的日本暴徒。

  战事打响后,不仅区内的中国平民成为日方攻击与拘捕的对象,即使外侨和具有西方背景的华人也难逃厄运。如果说项松茂的“失踪”,仅仅激起了上海华人社会的愤慨,那么美国男孩强森的被捕以及蒋时叙牧师及其全家的被捕失踪,则引起了上海西人群体对日军暴行的注意。强森是一名15岁的美国男孩,居住在虹口地区施高塔路(今山阴路)2号。1月31日上午,几名日本士兵在强森的寓所附近遭到射击,他们随即进行了还击并展开搜查。强森因家中藏有手枪,遂被视为狙击手,遭到日军拘捕。

  蒋时叙,又称蒋牧师,江苏人,美国长老会上海鸿德堂牧师。鸿德堂于1928年10月落成,位于虹口地区宝乐安路17号(今多伦路59号),由中美信众共同捐资建造。鸿德堂距日本海军陆战队本部更近,只有一街之隔。1月29日下午4点15分左右,50余名日本海军陆战队员及武装日侨闯入鸿德堂搜查“危险品”。当时堂内包括蒋牧师全家在内共有30人。搜查没有任何收获的日军对蒋牧师夫妇进行了殴打。此后,他们带走了8名中国平民,分别为蒋时叙夫妇、儿子、侄子、书记员、两名仆人以及1名在教堂避难的中国平民毛钟浩。蒋牧师一家只有年仅9岁的小女儿,因在外玩耍才幸免于难。这8人被带走之后随即下落不明,宣告“失踪”。

  由上可知,日军在1月28日夜对驻扎闸北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的同时,也在控制区内发起了针对中国平民的大规模暴力活动。以拘捕“便衣队”为借口,日军以及武装日侨大规模拘捕、扣押、虐待甚至杀害区内中国平民,由此引发了震惊上海的“人口失踪”事件。而这一切最早也最集中爆发于上海公共租界内,这就使得对于这一区域负有义务的公共租界工部局及其背后的西方势力无法置身事外,不得不介入其中。

  公共租界工部局在暴行发生3天之后便已得知大概情形。在2月1日举行的董事会特别会议上,华董徐新六向董事会进行了报告。但出席会议的工部局总裁费信惇直言,对于日方的暴行工部局无能为力,因为日军完全不理会工部局的抗议。他转而敦促日籍董事福岛,希望后者尽最大努力使日军重视工部局的态度与要求。由于事态紧急,董事会在第二天又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日方暴行再次成为议题。华董袁履登在会上质询是否应努力制止此类犯罪行为的发生。日董福岛则辩称,拘捕和处决都是战争状态下难以避免的事件。费信惇则直言某些华人因涉嫌狙击而遭到抓捕并被当场处决,未能获得任何出庭审理的机会。毫无疑问,如果是在法庭上,他们完全可以自证清白。

  由于日军完全漠视工部局的抗议,为尽快找到解决危机的办法,遏制不断蔓延的社会恐慌,工部局转而求助上海领事团,希望后者向日方施压。2月5日下午3点45分,“上海领事团特别会议”终于在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召开。当时在沪的各国使节几乎全数参加了会议,其中包括美国驻沪总领事兼领袖领事克宁瀚、挪威总领事奥尔、法国总领事柯克林、德国总领事克伦堡、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意大利代办齐亚诺以及比利时、瑞典、丹麦、西班牙、芬兰、葡萄牙、智利、瑞士、奥地利、英国、荷兰、捷克、波兰等国驻上海的总领事和领事。费信惇也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始后克宁瀚仅简要介绍了召开此次会议的目的,然后便由费信惇进行报告。后者首先对事态进行了定性,他说:“尽管中日之间并未宣战,但日军在虹口地区已开始以交战状态来对待中国人。那些具有狙击嫌疑的华人,遭到了日本人草率的处决。”费信惇又进一步指出:“工部局已接到大量失踪人员亲属的求援,要求工部局帮助他们查找失踪人员的踪迹。据工部局所知,目前仍有大量中国人被日军拘押,且工部局无法获知拘押他们的具体原因。”最后,总裁将“皮球”踢给了领事团,他说:“不断的报警会带来一系列公众恐慌,而必然会使工部局饱受指责。这可能成为某些调查的关键因素,也可能会使列强为在上海发生的事件承担责任……我并不想与谁为敌,不过工部局接到的报告已经超出了正常的疑虑,虹口地区正处于并将继续处于糟糕的境地,这需要领事团采取积极措施来缓解这样的形势。”

  总裁的讲话尽管十分克制,但柔中带刚将矛头指向了日本代表,同时也提醒卷入事件的相关国领事可能需要承担的连带责任。他的发言结束后,各国领事纷纷发言,甚至是表达不满。英国领事质问日方究竟扣押了多少中国人?而德国领事则直接批评说:“即使在战争状态下,中立的委员会和红十字会也有权利探访战俘营。”日方代表承受了很大压力,针对各方言论,总领事进行了一番无力地辩解。他老调重弹地将拘捕中国平民的肇因,归结于大量中国便衣队在日军后方开火。他承认一些中国人遭到处决,并对此表示非常遗憾。不过他认为形势已经好转,类似情况不会再发生。但他强调当场抓获的狙击手仍将遭到处决,而对那些只有嫌疑的人,他希望移交工部局处理。总裁追问日本当局是否打算立即承诺不再处决只有嫌疑的中国人。日本总领事表示他可以承诺,未经审判,任何人不会再被处决,除了当场抓获的狙击手。

  会议的另一个议题是“失踪人口”的解救办法。工部局提出了两个方案:一个是建立特别法庭来审理所有嫌疑人;另一个则是由领事团组建“特别委员会”进行调查。领事团最终选择了后者,决定成立“公共租界狙击手嫌疑人调查紧急委员会”,简称为“国际调查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将负责调查所有在公共租界及越界筑路地区被日本人拘捕的“便衣队”嫌疑人。委员会主席由挪威领事奥尔担任,英国驻沪最高法院法官庄士及其他3名工部局职员担任委员。该委员会在2月6日成立,一直运作到5月底才宣告解散。

  领事团的介入以及“国际调查委员会”的成立极大推动了“失踪人口”的解救工作。2月6日晚间,日方将首批117名中国平民移交给了工部局警务处,这批人很快被安置在工部局看守所,等待“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翌日,委员会召开首次会议,正式启动调查甄别工作,与会者除4名委员外,还包括费信惇总裁与1名警务处官员,会议内容则是研究日方提供的117人详细名单。

  经过仔细辨别,与会人员发现在117名“便衣队”嫌疑人当中,居然有很多老人与小孩。这显然与此前日方描述的情形大有出入。为解开这个疑惑,委员会在第二天专门邀请村井总领事参会。针对委员会的疑问,他做了如下解释:日方原计划只移交65人,但当日本海军“夕张号”军舰将这批嫌疑人运到杨树浦“大阪商船会社码头”时,正好有52名中国平民被日军从战区送到了这里,他们便被一起移交给了工部局,移交总人数也就由65人变成了117人。总领事的解释看似合理,但仍是自相矛盾的,因为日方提供的名单显示,“便衣队”嫌疑人的人数是85人,而不是他所声称的65人。这20人的出入,究竟是总领事记忆上的错误,还是日本领事馆与军方的数据产生了矛盾,抑或完全就是托辞,我们不得而知。遗憾地是,调查委员会也并未深究。可能自知理亏,村井总领事第二天便告知奥尔主席,日方不会对已移交的117人提起控告,因此这些人随即获得释放。

  另一个让调查委员会倍感头疼的问题是其他“失踪人口”的下落。尽管日方已在2月6日移交了部分在押中国平民,但这批人都是2月4日以后被捕的。对于在形势最混乱的1月28日至2月3日之间“失踪”的人口,日本当局既未移交,也未提供名单。对此,工部局华董提出了抗议,并敦促工部局要求日本总领事提供所有失踪者的下落。在与日方的交涉中已取得“胜利”的费信惇,对华董的要求颇有不满。他声称日本总领事已向领事团承诺,将所有被拘平民移交工部局警务处,但日本当局并没有2月3日以前被捕人员的记录。此外,在总裁看来,很多“失踪人口”并非公共租界居民,如果要打探他们的下落,该由中国当局,而不是由工部局向日本当局提出要求,因为这个问题实质上是中日两国政府间的问题。

  这实际上意味着日本当局,至少日本领事当局并未完全掌握战争爆发最初几天的情况。在这恐怖的一周时间内,他们也无法确定究竟有多少中国人遭到拘捕和屠杀。这同时也意味着包括项松茂、蒋时叙等在内的2月3日之前“失踪”的中国人的下落已很难查找。对此,华董们并不买账,为敦促工部局继续查找“失踪人口”下落,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在2月13日将“工部局须收回租界警权,并追查失踪居民,为纳税人尽保障安全之义务”作为“复市”的三项基本条件之一。与此同时,上海银行业和商业代表也约见了英国驻沪领事,告知日军在虹口地区的暴行,并提请他注意仍有中国平民遭到日军扣押的事实。

  另一方面,即使是2月4日之后被捕的中国平民,日方也并未全部移交。而且日方武装人员对中国平民的拘捕,在领事特别会议召开之后也并未停止。2月18日,调查委员会发现仍有很多中国平民遭到日方关押。村井总领事告知奥尔主席在押平民的人数为126人,不过他只打算向调查委员会移交其中的一个人。日方的理由很简单,他们声称这126人中只有1人在公共租界内被捕。言下之意,在租界之外被捕的中国人,委员会无权要求移交。此后,由于领事团、工部局以及日本当局对于调查委员会的权力权限、管辖范围和存续时间存在争议,在押平民的移交工作难以为继。据工部局警务处统计,自2月6日至3月11日,日方共向工部局移交了185人。此后,再无“失踪人口”的移交记录。

  除依靠租界当局和领事团外,上海的华人社团也通过自身的努力来营救被捕平民,其中以“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解救的人数最多。该会成立不久,便附设“交涉组”,并由该组下设的“登记股”专门办理“请求未脱险难民,及调查失踪难民等事宜”。该股在留日学生、当时就职于中国银行总管处的吴寰庆等人的带领下,多次与日本领事馆及日军当局交涉,成功营救出297名中国平民。这一数字甚至比日军移交给“国际调查委员会”的人数还要多,吴寰庆也因此被称作“难胞救星”。

  毫无疑问,领事团与“国际调查委员会”为“失踪人口”的营救工作做出了巨大努力,并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日方的暴力活动。然而,由于当时上海所处的特殊政治、外交与军事环境以及近代以来所形成的极其复杂的城市管理制度,使得仓促之间建立起来的“国际调查委员会”在责权方面存在诸多争议,掣肘颇多。另一方面,工部局及其背后的西方势力本着所谓的“中立”原则,只关注租界以内的问题,不愿也无力过多干涉日方的暴力行为。这两方面的原因,使得原本可以得到更好解决的“人口失踪”事件,陷入半途而废的境地。不仅大量中国平民继续遭到日方扣押,随意拘捕的现象也未杜绝。

  “人口失踪”事件爆发之后,日军大力封锁消息,不断销毁证据,使得外界对日方暴行的详情知之甚少。无论受害者被捕的原因和经过,还是关押地点以及受害者在押期间所受虐待,人们大多不得而知。加之很多传言揣测杂揉其间,这一事件变得真真假假,扑朔迷离。

  日军在2月6日移交给工部局的首批117名中国平民,无论精神还是身体状况都十分不理想。见到工部局警察后,他们提出的第一个问题竟然是“你们是否要枪毙我们?如果是的话,就请立即动手,使我们尽快解脱”。当时,他们大多已超过三天没有进食,而且精神极度紧张,以至于一些人连稀粥都无法喝下。在工部局看守所期间,他们一般都蜷缩在某个角落,只要听到开门的声音,就会被吓得突然跃起。这117人当中还有10多人身负枪伤或被刺刀刺伤,其中最严重的一名伤员,在移交给工部局不久便被紧急送往医院手术。伤员当中甚至还有一名3岁的儿童。

  2月15日,《申报》刊载了一篇题为《三元宫内灾民惨状》的文章,这是上海媒体第一次详细披露日方针对中国平民所实施的暴行,也使上海社会首次全面了解被捕华人在拘押期间遭受的非人遭遇。然而,由于《申报》是华文媒体,其中立性遭到质疑。该报道刊出以后,工部局还专门派人前往三元宫进行调查,但否认有华人被拘押和遭到虐待的事实。

  “失踪人口”的遭遇同样引起了西文媒体的关注。《大陆报》曾详细报道了美侨维奥拉·史密斯小姐的中国佣人被捕经过及遭遇。2月17日上午10点左右,居住在北四川路212号的史密斯小姐差遣这名佣人前往百老汇路文监师路(今塘沽路)一处商店采购。在路上,这名佣人和另外11名华人不幸被一群日本水兵拘捕。此后,他们被勒令保持安静、服从命令并被押上一辆卡车。不久,他们被送往文监师路熙华德路(今长治路)一处建筑内,等待其他被捕中国平民,最后他们一同被送往沪北地区的一处日军飞机仓库。在那里,他们被告知如果完成24小时劳动,就会获释;如果服从命令,将不会受到处罚。被抓去的中国人总共有100人左右,他们的工作是卸货。无论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有卡车到来,他们就必须把重达25至50磅的箱子卸下。这名佣人在完成了24小时的劳役后,被送往汇山码头,然后获释。

  有关被捕平民在押期间的遭遇,最详细可靠的材料仍来自于“国际调查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以后,曾对获释的中国平民进行专门调查,并取得了一些幸存者的证词。由于这些宝贵证词由中立的第三方生成,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因此不仅构成了佐证日军暴行的关键证据,同时也是认识日军拘捕、扣押及虐待中国平民的重要材料。兹举几例:

  储松项(音译),46岁,木匠,浦东人。事变爆发时他正好居住在日军控制区内的嘉兴路。2月9日下午4点半,他下班回家。在嘉兴路桥附近被10名日本水兵拘捕。当时他穿了件白色夹克衫,日军认为他是便衣队,便将他拘捕。被捕之后,他被双手反绑押往北四川路上的日本小学。在路上,他不断遭到殴打,所幸没有受伤。到了日本小学之后,他发现已经有50至60个人被关押在那里。当晚8点半,所有人被转移到隔壁的日本剧场。那里的看守人员大概有10个人,但没有人对他们进行审讯。晚上,他们每人得到一碗冷饭。在被关押了近10天之后,包括储松项在内的10人又被送回日本小学,在那里有个日本军官问了他们的名字,然后就把他们释放了。

  第二位幸存者是家住上海法租界善钟路(今常熟路)138号的王女士。她于2月12日被日本水兵拘捕,在被扣押了4天之后获释,此后便一直卧病在家。被捕之后,她先是被拘押在北四川路日本小学,翌日转移至日本剧场。在那里,她发现被关押的平民有80人左右,当中有男有女。她认出有一些人是她在教会的教友。一些教友告诉她,有一些受害者从1月28日就被囚禁在这里。

  张青公(音译),25岁,绍兴人。他于2月16日下午3点半左右在百老汇路天潼路路口处被捕,起因很简单,就因为手中拿了一张中文报纸,一个日本士兵见状,便把他抓起来押往熙华德路25号日本电信局。此后,他又被送往老靶子路和吴淞路的日军司令部。在那里,他遭到搜身。除了那张报纸之外,日军还搜出一些印有军队头衔的名片,张青公随即遭到毒打,身受重伤。此后,他与另外三人一起被送往日本小学审讯。在那里,他发现被关押的平民有30至40人左右,但没有女性。在押期间,他没有获得任何食物和水。第二天上午10点,张青公被日军释放。

  浙江人李月松(音译)是沙逊洋行职员,19岁。2月16日凌晨1点半,他在北四川路被日军拘捕。他们从李月松的身上搜出一张照片,然后便将他送往吴淞路的日军司令部。在那里被拘押了半小时之后,他被押往北四川路上的日本小学。李月松在那里被审讯了三次,后来便被关进一个十分拥挤的小房间,里面差不多挤进了40人。一名十分凶悍的日本士兵负责看管他们,只要谁说话,就会遭到木棍毒打。李月松被关进这个小房间的时候,已有3个人的腿被打折,一个老人手上还有枪伤。李月松旁边的一个人遭到木棍和皮带毒打,伤情很重。此外,很多人还染上了小病。他们每天获得两次冷饭,但分量很少。由于饥寒交迫,大家看起来都很虚弱,有些人正在生病。2月17号上午9点半李月松获释,一些人托他向亲属告知下落,此时这些人都还活着。

  通过上述几人的证言,大致可以还原一些“人口失踪”事件的细节。第一,日方拘捕中国平民的随意性很强。无论受害人是否存在“便衣队”嫌疑,都有可能遭到拘捕。第二,在空间上,虹口地区的拘捕行动大致在以北四川路老靶子路路口为圆心、1公里为半径的范围内进行。第三,中国平民被捕之后,基本都被送往日本小学、日本剧场、日军司令部以及海军陆战队本部等几处关押。其中,日本小学应是最重要的一个关押点,而且审讯基本都在这里进行。第四,每个关押点内都有大量中国人遭到拘押,少则30—40人,多则80人。受害者当中有男性也有女性。这说明在日方眼中“便衣队”没有性别差异,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第五,被捕或在押期间,受害人普遍遭到殴打与虐待,食物供给缺乏保障,更谈不上对患病者的治疗救护。第六,受害者的关押时间长短不定,最短的仅一天就得到释放,上述4人当中储松项是被关押时间最长的一位,总共被关押了10天。第七,受害人在被捕之后基本都会遭到审讯,也可能被强制劳动。

  战事在断断续续持续了近两个月之后,终于迎来了全面停战的曙光。3月24日,在英、美、法、意等国外交人员的斡旋和国际联盟的推动下,中日两国的外交和军事代表在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开始停战谈判。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正式签订,延续了三个多月的一·二八事变由此告终。然而,令人十分遗憾的是,由于各方事先约定谈判只讨论军事问题,因此在长达一个多月的历次会谈中,主要议题只围绕停战和撤军展开,而包括“便衣队”“失踪人口”等问题在内的其他议题,均被归为“政治性质”不予讨论。由此,“人口失踪”事件便成为一桩悬案。此后,随着冲突的结束,国际调查委员会的解散以及日军的撤离,这一事件逐渐被人们遗忘,而“失踪人口”的下落就成了一个永远无法解答的历史之谜。

  项松茂失踪以后,上海各界积极奔走寻找他的下落。从2月初开始,他的家人、五洲大药房、上海市商会、上海国货工厂联合会及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先后致信工部局,要求后者与日方联络,协助查找项松茂的踪迹。项松茂之子项隆勋更是三次深入战区寻访,但均未获得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在这种情况下,项隆勋于2月8日和3月16日分别致信费信惇总裁和率领国际调查团来沪的李顿爵士,希望他们帮助找寻其父下落。为敦促工部局,他在给费信惇的公开信中写道:“我们只是当前恐怖统治的众多受害者中的一员,并不愿夸大自身的重要性。贵局对我们的不幸可能并不负有个人责任,但我们不愿看到当此危急时刻,外国当局不幸地辜负了中国人民的信任。”在给李顿爵士的信中,他悲伤地写道:“作为一名日本人的俘虏,也许我的父亲还活着。如果是这样,我希望您能够利用自己崇高的威望使他安全获释。如果最糟糕的事情已经发生,即使无法找回父亲的遗骨,至少应该有一个已经死亡的官方确认。目前这种不确定和焦虑的状态,使我处于巨大的痛苦和担忧之中。晚间我无法入睡,而我可怜的母亲则一直处于崩溃的边缘!”

  2月11日,上海宁波同乡会、市商会、纳税华人会和上海机制国货工厂联合会同时致信工部局,再次要求协助找寻项松茂的下落。为了获得他的消息,项隆勋还以五洲大药房的名义开出5000元的赏格,希望重金能换取一些蛛丝马迹。然而,尽管尽了最大努力,项松茂仍如石沉大海一般杳无音讯。在经历了两年多的等待与煎熬之后,项家最终接受了项松茂已然遇害的事实。在1934年4月16日,以衣棺入殓的方式为他举行了丧礼。

  蒋时叙牧师一家失踪后,上海青年会秘书长费吴生曾致信领袖领事克宁瀚,请求他协助查找下落。他在信中写道,如果他们一家还活着,请设法使他们获释。如果已经遇害,则请打听遗体的下落。为敦促日方释放蒋牧师一家,费吴生还两次致信日本驻沪总领事。不过后者在回信中,仅承认日本海军陆战队曾进入鸿德堂进行搜查,但否认抓捕蒋牧师全家及殴打平民的事实。在百般交涉、毫无音讯的情况下,上海的基督教团体和信徒最终在1932年7月3日于西藏路慕尔堂为蒋牧师一家举行了追悼会。在此之前,“中华妇女节制会”也专门为蒋夫人召开了追悼会。

  在这场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当中,究竟有多少人如项松茂、蒋时叙一样,在被日军拘捕之后就陷入了“活不见人,死未见尸”的状态,是一个不得不讨论的问题。由于日军封锁消息、局势混乱以及缺乏有效的统计手段和方法,我们无法获得精确的统计数字。目前能够得到的数据主要来自中方、日方和工部局,但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十分粗糙。

  事变结束之后,上海市社会局的战损统计显示,在整个事变中共有10400人失踪,死亡和受伤的人数分别为6080人和2000人。然而,由于社会局仅发布了数字,没有对信息来源和统计方法进行说明,因此这个数字如何获得我们不得而知。中方的另一组数字来自上海战区难民临时救济会,该会的数据显示,在2月至4月间,共有758人在该会登记失踪,但最终只有297人成功获释。

  另一方面,日本领事馆在3月13日去信告知国际调查委员会,日本宪兵队共计拘捕便衣队嫌疑者484人,其中有37名正规军和5名便衣军人,其他442人被移交给了工部局或直接由领事馆释放。这是目前唯一可以看到的来自日方的统计数据。

  相较而言,工部局的数据要丰富和精确得多。“人口失踪”事件爆发以后,工部局警务处设立了“失踪人口调查股”,并在3月至4月间多次发布失踪人口的统计数据。

  在3月7日发布的数据中,收到报案的失踪人口共计807人,其中474人登记被日方拘捕,而333人只登记为失踪。在807人中,有126人已确定下落,其中的71人被日军释放,55人从其他地方返回。此外,还有214人声称被日军放回,由于警务处此前并未收到他们失踪的报案,所以这214人并不包括在807人当中。

  3月21日,登记失踪者增加了15人,总数达822人。其中481人登记被日方拘捕,341人只登记了失踪。确定下落者增加了39人,达到165人,其中111人被日军释放,54人从其他地方返回。此外,还有218人声称被日军放回,由于此前并未收到他们的失踪报案,所以这218人并不包括在822人当中。

  随着冲突的逐渐平息,“失踪人口调查股”在4月30日最后一次发布了数据。此时登记失踪者共为835人,其中有487人登记被日方拘捕。在确认下落的人当中,有134人被日军释放,55人通过其他方法返回,还有356人据说被日军释放,但工部局此前并未收到他们的失踪报案。由此,工部局认定的失踪人口的总数,最终定格在了646人。

  时隔数十年之后,试图考证“失踪人口”的确切数字,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无论是来自中方、日方还是工部局的数据,显然都难以全面精确地反映真实的情形。三者当中,以工部局的数据最为详尽可靠,而且还提供了很多细节,但我们仍必须将很多局限考虑在内:其一,在空间上,工部局的数据仅包含在公共租界范围内被“失踪”的人口,而在闸北、江湾、吴淞等地也有大量中国平民被日方拘捕、杀害,但这些数据并没有统计在内; 其二,工部局的数字只是警务处收到报案的失踪人口数字。众所周知,在20世纪三十年代的上海,活跃着一个人数众多的只身来沪“讨生活”的“沪漂”群体。在极为混乱的局势之下,他们一旦被捕,几乎没有人可能为他们的失踪报案。因此即使是在公共租界范围内,工部局的数据大概也存在着不小的遗漏。事实上,此处我们对“失踪人口”数量的考察,更多是出于一种学术研究的目的。就事件本身而言,这一考察的历史意义并不大,因为无论是646人还是10400人,或是其他数字,都无法改变日方暴行的反人类性质。

  这些“失踪人口”究竟去了哪里?他们的最终命运如何?对这个问题,埃德加·斯诺和内山完造等亲历者均在各自的书中不同程度地确认了他们已经遇害的事实。此外,日方出版的明信片和画册等图像资料也可以佐证。但令人疑惑的是,如果大量“失踪人口”惨遭杀害,为何在战事结束以后,始终没有发现他们的遗骸?这个历史谜题,直到事变结束之后才由一些日本士兵和亲历者的回忆所揭开。日本的《赤旗》杂志在1932年9月刊登了一封读者来信,作者是一名参与了事变的日本士兵,他写道:“十九路军派出的便衣队不断遭到逮捕。其中,有很多是女人和孩子。日本士兵挨个对他们进行枪杀……其实,我们也不明白为什么要杀他们而只是在杀他们。在战地的日军行动完全就不是人干的事情。而且,如果是枪杀的话还好,可以一下子把人干掉。但是(我们是)使用刺刀把人杀死的。我们把半死不活的人和尸体一起用卡车运到长江上,扔到江里。长江水流共分三层。如果把尸体扔到水的中央的话,他们是不会浮上来的,这正符合我们的要求。”

  日本著名的军旅作家火野苇平也是事变的亲历者。事变爆发以后,由于上海的华人装卸工人罢工,他曾带领一批从日本招募而来的工人前往码头工作,而他们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处理尸体。1957年,他以这段经历为素材出版了小说《魔的河》。在书中,他对日军如何处理遇害中国平民的遗体进行了详细描述。他写道:“几乎都是在深夜,他们被强行拉上卡车,在宪兵的指挥下,被带到一处不知是何处的江边,一艘驱逐舰停在那里,灯都灭了。他们被命令在黑暗中把尸体从甲板往船舱里搬运,其数量或有几十具,数字不是很清楚,百具以上也说不定,看上去并不像是士兵,而是像农民或普通的市民。宪兵队说这些人是便衣队,但看上去像军人的不多,都像是农民或苦力的样子。日本工人们需要把尸体装进麻袋,但偶尔也会碰到舞动着手脚的活人。看到满脸吃惊的搬运工,宪兵会一边说着“不可能有活的”,一边用军刀往里乱刺几下,然后命令他们快点运走。这些麻袋一般都会被扔到长江主流上去,因为如果是一两具尸体的话,扔到黄浦江里也不会有人知道,但十数百具尸体就会有问题。黄浦江上有正在监视日本的各国舰船。趁夜里,搬运到驱逐舰上,再把这些人扔到长江主流里去的话,就可以秘密地处理掉了。”

  中日两国在1931—1932年冬春之交爆发的这场军事冲突,规模并不算大,持续时间也不长,但它给这座城市带来的打击是沉重的,造成的灾难是全方位的,以至于它被深深地嵌入了这座城市的集体记忆,永远无法褪去。毫无疑问,一手挑起一·二八事变,武力侵占虹口、闸北等地区的日本驻沪海军,是“人口失踪”事件的始作俑者。正是他们的野心、蛮横、残暴和冷血,才引发了这场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通过武装在沪日侨,他们打开了“民众暴力”的“潘多拉魔盒”,而正是后者的为虎作伥,趁火打劫,才大大加剧了这一危机的惨烈程度。日侨在整个事件中的表现震惊了全世界,这反映出上海的中日社群尽管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共处、交流与融合,但他们之间并没有建立起太多友好的关系。相反,在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操弄之下,两大群体之间更多的是矛盾、冲突和对抗。另一方面,日侨在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暴虐,也折射出日本以军国主义为驱动的近代化运动,并未能培养出合格的“现代”公民,而只是制造出了大批暴民。正是他们构成了日后日本发动一系列侵略战争的群众基础。

  工部局与上海领事团为“人口失踪”事件的解决和“失踪人口”的营救做出了巨大努力。但由于他们在事件中采取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不仅使得他们的努力半途而废,同时也未能营救出所有在押中国平民。此外,无论工部局还是领事团,对日方在战争中针对中国平民的暴力行为均未进行清算,使得国际社会未能认清日本军国主义的蛮横与残暴。这一本应引起西方主要国家关注的事件,最终以一种不了了之的形式草草收场,极大地“鼓励”了日本的军事冒险,从而为此后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埋下了祸根。

  与大多数历史上发生过的战争类似,后世的人们在以各自的方式回忆、叙述和“生产”有关一·二八事变的记忆、信息与文本时,往往被大事件、大问题吸引。战争的起源、实力的对比、政治形势以及国际格局,都是人们津津乐道、反复消费的话题。而为数众多的真正见证、体验和参与过这场战争的芸芸众生,却常常为史学家所冷落。“小人物”们在战争中的遭遇、感受和命运,不仅很少被写入卷帙浩繁的史学研究之中,也很少得到社会的真正关注。在整个事变当中,有大量中国平民因遭到日军和武装日侨的杀害而“被”失踪。这个消失了的群体,在法律上并没有被认定为死亡,但他们却永远无法回到家人身边。从历史书写的角度来看,这个不幸的群体一直被忽视。在时隔八十多年之后,重新使他们回到公众的视野,并非为了追究战争的罪责,而是为了以一种更为直观的方式让人们认清战争的残酷与暴虐。